长江日报评论员杨于泽

在中国进行创新，除了国家政策，最大优势是人口规模。德国《经理人杂志》（Manager　Magazin）近日以“中国的创新驱动力来自哪里”为题刊文，呼吁欧美公司必须把最优秀、最聪明的员工派到中国，让他们接触新的想法，学习当地的数字生态系统，拓宽视野，并将新知识带回家。

正如德国《经理人杂志》总结的，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以及他们对新事物的非凡接受意愿，使中国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并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创新能否盛行最终取决于人们使用它们的意愿，在这方面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

有两个数据支持德国杂志的看法：2018年微信支付每天处理12亿笔交易，而苹果的Apple　Pay每月才处理10亿笔交易。2019年中国手机应用的总支出为54万亿美元，是美国总支出的551倍左右。

人口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制造业是红利，对于我国创新创业活动也是实实在在原红利。人口多，市场大，创新应用场景多，试错机会多，反过来成功的机会也大。而人口、市场规模优势帮助中国企业克服后发劣势，形成中国企业的一种“比较创新优势”。

但我们要看到人口规模对创新影响的复杂性，一方面创新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人口优势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创新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表现在企业更喜欢致力于现成科技创新成果的大规模应用，而不是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前沿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阿里巴巴、腾讯也好，支付宝、微信支付也好，都是互联网技术在电子商务、交易支付领域的应用，而互联网本身却是美国弄出来的原创成果。

这对企业创新是一个陷阱，即企业可能满足于应用层面的创新。对创新成果的大规模应用本身是中国需要的，而且似乎永远都大有用武之地。比如舆论批评过的“互联网公司要抢着挣菜贩的钱”，不得不说，线上卖菜方便卖家与买家、生产者与消费者，以中国之大也是一桩不容忽视的“事业”。就拿今天方兴未艾的数字贸易来说，其正是对应用层面创新的全面深化，不仅前景广阔，而且势所必然。但满足于应用层面的创新最终将毁掉创新本身。

真正的创新必须克服短期行为，深耕创新，扎根在基础、前沿领域寻求突破。中国人口多，市场大，有些企业将应用本身也短期化，热衷于圈钱变现，热闹一阵只留下一地鸡毛。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时代命题是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科技领域的大突破，我们真正要的是引领全球和未来。

这不是否定应用层面的创新，而是呼唤更大格局，着眼长远，像华为那样做全球引领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企业注定要由“跟跑”变“领跑”，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涌现一批华为式世界级企业。对于这种引领式创新，中国人口、市场规模仍然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优势。

【编辑：张玲】

文章来源：《长江技术经济》 网址: http://www.cjjsjj.cn/zonghexinwen/2021/1017/942.html